刘邦在称帝前其实极为鄙视儒生，但登上帝位后，上朝的时候一起打江山的众哥们还和以前差不多，甚至在酒宴的时候借酒发疯拍桌子骂娘。自由、平等的氛围让刘邦很不爽，却又碍于一起长大的面子，不好意思立威。

大儒叔孙通及时出现，帮忙制定了三跪九叩的朝拜礼仪后，让刘邦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威严。于是对儒家的印象开始改观，为了让儒家的跪拜仪式更深入人心，刘邦就开始尊孔。这样儒家和皇权相互利用，开始狼狈为奸。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进《天人三策》，宣传君权神授、帝为天子，再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把国人全归为皇帝的奴仆，一下子抓住了专断独裁的汉武帝之心。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更是让汉武帝做梦都能笑醒。

更利害的是，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尊卑，绝不许僭越。国人如果都严格遵守儒家思想，可以保障皇帝宝座永远是皇帝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思想哪个皇帝不想利用？皇权最怕的是有人造反夺自家的天下，抬高这样的思想，就等于给自家的帝位加固！何乐而不为！

那皇权怎么抬高儒家思想呢？一是尊孔，让孔子从人渣变圣人，谁敢质疑圣人就杀谁的头！二是科举，高考的全是儒家那一套，不认同儒家的就永无出头之日！三是给儒生们一点甜头，让愚民们羡慕，当然就愿意学了！

其他诸子百家，可没有儒家那些花样繁多的跪拜礼仪，更没有儒家愿意天生为权力之奴的贱骨头，当然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谁愿意把自己无边无际的权力锁在笼子里？所以不盲目服从皇权的人和思想就被解决掉了！

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以破坏前朝体系为代价的，不破不立。

革命越彻底，破坏越彻底。价值体系，道德伦理都不能幸免。破坏了，就要从头建，从头立。

诸子中，法家以秦的灭亡为标志，算是玩栽了。道家的无为显然成不了气候。无为天上能掉馅饼？不争怎么得江山？儒家畅导社会和协稳定讲秩序，才是一个重建中的社会更急需的。

只有儒法两家是真正讨论治国方略 纵横那是至乱 阴阳玩个人修养那是虚的 墨家以侠犯禁 兵是玩战术的排除法也是儒法两家

首先要明确的是不同时期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应该主要集中出现在战国初年到秦帝国之前这一阶段。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汉武帝时期的事。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封建制的彻底土崩瓦解，首先是秦帝国统一全国实行郡县制，奉行的是“法制”，虽然项羽和刘邦在推翻秦统治后，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阶段性的恢复了分封制，但封建制已明显不适合大一统的帝国统治，所以在文景两代“无为而治”，恢复国力后，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等制度的实施逐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

这个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特别是对君权的不断加强从法理上奠定了基础。

所以说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读史不能简单的用当下现代的眼光去分析解读历史事件，而应该更全面的了解历史环境和关系，站在更全面的角度去体会历史，才不至于片面、偏颇！才更能感受到历史的恢宏！

汉武帝的核心目的是利用儒家应付人们恢复儒教的主张，防止政教合一，完成政教分离的目标。

因为儒教的领导力量是道家阶层，他们属于贵族祭司阶层，而儒教中的平民信徒阶层则是儒家，道家要按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步骤复兴儒教，实现政教合一，这样必然与帝王的统治皇权发生控制权上的尖锐冲突。

汉武帝的逻辑，既然你们要儒教，那就把信徒阶层的儒家册封为儒教教主好了，这样就在儒教信仰体系中打下了一个楔子，利用儒家的信仰来控制儒教的信仰，这种方法是“巧取”的方法，用的是“巧力”，不像秦始皇控制信仰是通过“焚书坑儒”这种“豪夺”的办法，用的是“暴力”。

所以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汉”作为自己的族群名称，没有选择原初的“秦”或者后来的“唐”，就是我们普罗大众认可汉武帝这种对待信仰的“巧力”技巧，因为他温和的为道家走入民间，建立“道教”创造了条件，没有实行对思想和信仰的赶尽杀绝，也达到了实现“政教分离”的目的，不赞成秦始皇那种对待儒教信仰“焚书坑儒”的“暴力”肆虐来完成“政教分离”，也不赞成唐肃宗那种对待佛教信仰的“灭佛运动”的“强力”决绝来实现“政教分离”。

孔丘一生追求的是挤身贵族行例，研究的是能得到天子、贵族喜欢听的理论。当然作为执政者——天子贵族必然选择儒家学说。如果有人天天赞你捧你，你能不喜欢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