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于1960至1970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管锥编》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套四册。后钱钟书又出了一套《管锥编增订》增加改正原来的内容，共五册，均为中文繁体版本。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发行了一套四册的版本。

《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

钱钟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钱钟书自己就很警惕那种不同人文传统中的大作品的生拉硬拽的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钱锺书便在不同领域和语言中如鱼得水，他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

许多现代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弱点，而钱锺书却担心他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管锥编》就是一棵棵“树木”，他关注这些树木的方式空前绝后，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

《管锥编》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写成的，其中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状况只字未提，这里也许有远离事端或者说明哲保身的动机，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一定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常常把古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古代西方的文学作品相并列，这就是要表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封建毒草。

《管锥编·毛诗正义》。他对《诗经》的解释可谓微言大义而又言简意赅，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出新意，既合“情”，又合“理”，同时，又能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一、合“情”

合情是说《管锥编·毛诗正义》对诗经的解释符合作品作者的创作之意，既符合文章内容之“情”，同时也符合读者接受的“情”，即读者在对文章内容理解时所能接受的“情”，如此作者和读者在共同的情感体验中能够达到共鸣。如二十一《静女》篇，解析“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钱钟书说注疏解释为“物重于人”，“谬甚”，可谓“颠倒好恶”。他自己的解释是“卉木无知，禽犊有知而非类，却胞与而尔汝之，若可酬答，此诗人之至情洋溢，推己及他。我而多情，则视物可以如人，体贴心印，我而薄情，则视人亦只如物，侵耗使役而已”。在这里钱钟书的解释可谓入情，以情来观照万物，没有生命的万物也便有了情，物与我在一定感情基础上就达到了共鸣。

二十五篇《氓》的解释更是出于人之常情：“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钱先生感慨“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即合文中作者想表之“情”，又符合常情。

还有二十六篇《卫风·河广》里有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写思念的强烈。钱先生解释为“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歧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而《周南·汉广》又写到汉广而“不可泳思”，这又在说思念之深。本来河水没变，为什么会有广窄之别呢？一个字，都是“情”字才带来的这种现实和心理上的差距。这里，作者的解释都遵循的“情”，即对《诗经》的解释都是合“情”的。

二、合“理”

钱先生对《诗经》的解释符合常理。例如，上面所举的《氓》篇，它的解释合乎男女之情，既符合当时社会所奉行的礼教传统，又符合人的心理。所以，这篇文章的解释不仅是合“情”的，还是合“礼”的。

如三十九篇《蟋蟀》有“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日月其迈。……”，《毛诗序》说“刺晋僖公”。钱先生按曰：“宗旨归于及时行乐。”又举陆机《短歌行》：“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短歌有咏，长夜无荒。”最后又用朱希真《西江月》中的“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作概括。从作者举的一系列例子可见，人生苦短，应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

三、比较研究

钱先生对《诗经》的解释可谓采取众家之长，去其偏颇，合情合理，深入人心。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有理有据，有浅有深，有条不紊，侃侃道来，在对《诗经》合情合理的解释中融入古今中外的颇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了纵横比较研究，旧解出新意，颇值得学习。

例如，第九篇《否以》，序曰“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举了《毛诗正义》“若天下乱离，兵役不息，则我躬不阅，与此之时，岂思子也”来加以证明，又举了杨泉《物理论》中的“秦始皇起骊山之冢，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又有杜甫诗《兵车行》中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皆符合诗序之旨。不仅如此，钱先生还进行中外比较。雨果作诗叹人世战伐不休，母氏将自吊其能生育，又谓法国之为母者胥怨拿破仑为掠取己子以去之人;又有近世一女诗人作《德国妇女哀歌》说“生今之世，不产子者最有福”。此类都符合古罗马诗人霍拉士所谓“人母憎恶之战争”。

钱先生对《诗经》进行古今中外比较研究时，不仅进一步阐述了《诗经》所包含的社会问题，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个别有差异的问题进行了旧样翻新，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推理上，都能做到合“情”合“理”。此外，本书还涉及了诗歌创作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关于声情的、关于文辞的、关于代言体的，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钱先生在这本书里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合情合理地解析《诗经》，在方法上应当注意解释经典要用实事求是的批判原则。解释的方法要科学具体，依据要合情合理，理念要破旧树新，这都是钱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这本书的特色。

       《管锥编》是钱先生集一生学问之大成者，从中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与体会钱先生的学问与为人。

       不但繁体字让这部专著古色古香和充满了神奇魅力，而且书中钱先生那信手拈来的工夫不得不让人钦佩，甚至崇拜。这才是真正的学贯中西，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家，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者。

      钱先生虽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但是，从不以大家自居，他一生低调行事与为人，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管锥编》的内容太丰富了，专业性也比较强，但是，这更能够说明钱先生深厚的中西学功底，没有极其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底蕴，是断断写不出那样洋洋洒洒的文字的，也断断不会获得那样深刻的，独到的体会与见解的。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于1960至1970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管锥编》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套四册。后钱钟书又出了一套《管锥编增订》增加改正原来的内容，共五册，均为中文繁体版本。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发行了一套四册的版本。

《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